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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9章（第1页）

其实，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。不仅如此，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、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，他为了一己之私，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，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。

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。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，起兵之际瞻前顾后，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，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。当时，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兵，实力仅次于己。万一朱权阴怀&ldo;鹬蚌相持，渔翁得利&rdo;之心，则腹背受敌。朱棣左思右想，想出一条狠计，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，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，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，此所谓&ldo;一石二鸟&rdo;‐‐‐为达此目的，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，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迫朱权入关。

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（46）

那么，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，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？《明史》白纸黑字，记之甚明：&ldo;徙宁王南昌，徙行都司于保定，遂尽割大宁畀【给，给予】三卫，以偿前劳。&rdo;{175}即：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，将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，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。这三个&ldo;报偿&rdo;，朱棣即位之后，果然一一兑现。

引狼入室、割地求荣，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，朱棣必落得个&ldo;汉奸&rdo;、&ldo;卖国贼&rdo;的骂名。他所以侥幸逃此骂名，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的污点，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，并非劲敌，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，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。

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，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，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&ldo;卖国&rdo;没什么区别；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，而出卖国家利益；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、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，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，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，后患无穷。

顾炎武所撰巨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对明史研究是极重要的著作。其对兵要地理，尤有深考，凡各地形势、险要、卫所、城堡、关寨、岛礁、烽堠、民兵、巡司、马政、草场、兵力配备、粮草供应、屯田等，无不详述。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的意义时，它这样说：

大宁，居遵化【在河北，后为清东陵所在地】之北一百里，沿山海【即山海关】以逮【及、至、直到】独石【即长城独石口，在今河北赤城县北，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】，一墙【指长城】之外皆其地。独石、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，与大宁正相等。国初【指明朝初年】建谷、宁、辽三王……以屏藩东北，其为计深矣。{176}

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，可以同时扼制蒙古、女真两部，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，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，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。因此，&ldo;正统已巳、嘉靖庚戌，诸敌犯内，皆从此至【祸根是由大宁内撤种下的】&rdo;{177}。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，尤为惨痛的是，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，直至导致明亡国，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，关系也很直接。明亡后，痛定思痛，有人将矛头直指朱棣：

抚今追昔，宁无叹慨？而况于数千里严疆，一旦波沉陆海，则明季【末年、末代】边臣之偷玩，有不忍言者【意谓明代末年未能尽其职责的边臣，实在有其难言之隐】。而迹其始境【追溯其由来】，宁不罪有所归哉！{178}

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？绝对意识到了。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，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，他仿佛拍着胸口说：有朕亲自坐镇北京，不时加以征讨，区区&ldo;胡虏&rdo;不足忧虑。

也可能在他脑中，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，至于寒碜&ldo;诸夷&rdo;，只要不时搞一搞&ldo;御驾亲征&rdo;，即足压制。看来，所谓&ldo;攘外必先安内&rdo;果然是历来中国者们的共识，他们的全部精力总是放在消灭内部异己势力上‐‐‐老慈禧不也有言曰&ldo;宁与洋人，不与家奴&rdo;吗？

道德化暴君

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，而他一生的作为，也的确当得起这称号，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。

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，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，有点委屈他了，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。

暴君屡见不鲜，朱棣却只有一个。

一般暴君，自有一腔桀骜之气，唯我可负天下，为所欲为，把恶作到淋漓尽致；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，一览无余。这固然令人切齿，却也不失直爽。这种暴君，包括夏桀、商纣、秦皇、隋炀和北朝后赵石虎{179}之流。

按我们通常的经验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。而朱棣作为暴君，残暴虽不逊于同类，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：满口仁义道德。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的岐嶷不凡之处，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。

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（47）

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。这概念，一面意味着帝国趋于老迈和衰落，一面也意味着帝国进入稳固和成熟，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。界限出现在宋代。宋及以后，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，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，秦汉的霸气，魏晋的，隋唐的开阔，俱往矣；代之而来的，是缜密和刻板。这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。其间，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，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，一面加以发扬光大，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、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；后世称&ldo;宋明理学&rdo;，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理学的贡献，明不如宋，然而把&ldo;知&rdo;转化为&ldo;行&rdo;，实践性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，明又超过了宋。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，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‐‐‐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，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，从而在19世纪之前，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。{180}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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