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在河北前线,大宋、契丹两地,生活着一群拥有&ldo;双重国籍&rdo;的人,史称&ldo;两属户&rdo;,既属于大宋,又属于契丹。这种&ldo;两属户&rdo;在雄州一带最为典型。雄州与契丹的分界线是拒马河,隔河与契丹的涿州相邻,中间还有一条河流名叫易水。但在易水之北、拒马河之南,宽约四十里的地带,就是&ldo;两属地&rdo;。&ldo;两属地&rdo;内有少部分&ldo;全属南&rdo;的宋户,但大部分都是&ldo;两属户&rdo;。为了避免&ldo;为渊驱鱼,为丛驱雀&rdo;的不利结果,自从太宗端拱年间以来,&ldo;两属地&rdo;的居民,就得到宋朝的宽赋待遇,而契丹也待&ldo;两属户&rdo;很优厚。
现在真宗朝向&ldo;两属地&rdo;及&ldo;两属地&rdo;附近州郡赈灾,意味深长。
真宗不是平庸的政治家。&ldo;澶渊之盟&rdo;后,有些大臣就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,从此高枕无忧。更有大臣打着&ldo;民生&rdo;的旗号,认为&ldo;养马&rdo;已经多余,属于&ldo;不急之务&rdo;,可以从此罢免&ldo;国马&rdo;的喂养,以此节省民力。真宗的回复是:&ldo;国马戎事之本,宜得大臣总领,不可避也。&rdo;
地方治理
中国地大,顾炎武曾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讨论各地异同及治理之法。这个思路从周王朝兴&ldo;封建制&rdo;,派遣诸侯治理各地已经有过总体考虑。汉唐以来,都知道一个理:郡县治,天下治。地方治理,事实上是帝国治理的主体和主题。大宋帝国在任用长吏治理地方时,总是慎之又慎。
景德四年(1007)时,两浙路杭州需要一个官员管理。真宗开始与宰辅们讨论合适人选。
冯拯认为:&ldo;余杭之地比诸道容易治理,因此选人不难。&rdo;
真宗不同意,他说:&ldo;地方方面的委托大臣,就是古代的诸侯。平常没有事,比较容易治理。余杭之地,古属吴越,民风轻巧,如果备预不到,哪里会容易治理呢?广西宜州只因为有官员虐待下人,就有了聚众为寇、延及他境的祸乱。如果地方长吏得人,哪里会有这种事!&rdo;
于是真宗阅览&ldo;班籍&rdo;,也即官员花名册,指着孙仅、王济两个人,问王旦:&ldo;二人孰优?&rdo;
王旦说:&ldo;王济有吏干之才,可以充任这个人选。&rdo;
于是真宗要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改工部郎中,出知杭州。行前,真宗召见,当面给予宽慰晓谕,说到了朝廷的期待。
吴越之地自唐末五代以来,就崇尚华靡之风。而真宗有一个不变的理念:&ldo;国家所谨,俭约为先。节用爱人,民俗自化。&rdo;王济与真宗理念一致,到任后,有了化民成俗的志向。他在施行犒赏时,弃玉器细瓷之类不用,特意使用瓦缶木勺为器具。当地吏民有嫌贫爱富者,对此往往背后窃笑,但王济不变,&ldo;镇之以朴&rdo;,虽然并不能完全更化习俗,但以简朴之风影响了地方是实。
一场大雪
景德四年(1007)十一月辛巳日,真宗对宰辅王旦等人说:&ldo;昨晚降雪忽然中止,朕心忧这场雪下得还不够足,夜半让人就宫廷中观察,说又降大雪,雪势甚密。今晨来看,雪深果然已经一尺。看来明年的麦苗,应该有丰收的希望。朕常常惦念农耕的艰难,曾经对儒臣邢昺说:&lso;耕田的农人总是遭遇很多灾害。&rso;邢昺说:&lso;农民的灾害大约有四类,一是人病,二是天旱,三是水涝,四是牛疫。四害之中,旱灾为重。因为田间如果无沟渠,沟渠如果无水,庄稼几乎没有办法去救,几乎要全部损失。古人言天灾流行,国家历朝历代都会有。&rso;邢昺长久在乡间,尤其熟悉农事,他对农事的预言很多都能应验,他说有这一场大雪,来年将有好收成。近年来庄稼多次丰收,但朕总是担心有灾患。朕还听说今年积存很多旧麦,国家再得到这场时雪,看来农家应该没有冬旱之忧虑了。&rdo;
于是,真宗赐中书和枢密两制官员在政事堂宴饮;又在崇文殿宴请馆阁学士。真宗写了《瑞雪》诗,令馆阁学士们即席和诗,中书、枢密那边的和诗可以次日交上来。
误读经书
邢昺是跟从真宗多年的大儒,但又深通农事。当时官方所定雨涝丰凶之兆,大多不中。真宗很不满意,邢昺于是将自己写的一部关于农时预测类的书《耒耜岁占》三卷进献,经验证,大多灵验。书中所收,多为牧童村老常年在畎亩之间,观察天象与农时的经验记录。
真宗很高兴,咸平年间置经筵侍读,邢昺为第一任第一人。
到了真宗晚年,忽然有一天,看到邢昺形容憔悴、面色衰敝,真宗不禁举袖遮住眼睛泫然流涕,道:&ldo;公邸旧日的僚属,沦谢得差不多了,现在存在的只有爱卿你啦!&rdo;说罢,赶紧要内廷秘密拿出白银千两、缯千匹,送到邢昺家中。邢昺一向很健康,这之后不久,卧病不起。真宗亲自到他府上去临问,等到邢昺病逝,真宗又亲自来吊唁,帝国对儒者的尊重由始至终。
但真宗也有误读经书之处,这方面,邢昺有一个姿态意味深长。
真宗曾经对近臣说一个读经体会:
&ldo;古人都说向神祷告可以延福,未必。在朕看来,能行好事,神必福之。如《礼记&iddot;世子篇》注解说:&lso;文王因为忧勤损寿,武王因为快乐延年&rso;。且圣经的奥旨,必不如此,这是注解者太不思考的缘故。文王焦思劳神,心忧天下,岂能因此而减寿呢?过去大禹也是如此焦劳,但有祥瑞,而享有永年。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,不自己放纵暇逸,能不感应上帝吗?郑康成做的这个注解,颇不尽理,哪里值得作为鉴戒?朕曾经与邢昺讨论此事,邢昺不能对。&rdo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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